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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2到1914年，約有120人通過儉學會前往巴黎，“較十年公費之數，有過之無不及，此其成績顯然易見者也?！比欢?，當時的袁世凱政府對儉學會十分警惕，面對后者日益壯大的影響力，直接下令教育部收回北京留法預備學校的校舍。雖然后來學校曾一度搬至宣武門的皮庫營四川會館，但仍遭政府多次巡查，最后學校只能關閉，留法儉學會全體解散。

留法儉學會

1916年，法國政府因一戰(zhàn)吃緊，國內勞動力空虛，故有意在華招募勞工。李石曾和蔡元培認為這是實現(xiàn)學生勤工儉學留法的大好時機，在同年成立了華法教育會。1917年，中國國內的局勢也稍有放松，留法儉學會得以重組，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也再度開放招生。

在1919至1920年間，共有1400名四川、湖南、廣東、浙江、江蘇和湖北地區(qū)的學生通過儉學會踏上了留法之路，其中就有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維漢、聶榮臻、徐特立等之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這批學生的平均年紀在16至25歲之間。據統(tǒng)計，其中大部分人，約有498名被安排到工廠——主要是位于法國東部城市的鋼鐵廠和軍工廠，579名被安排到學校里——大部分去的中學，集中在巴黎近郊、蒙塔日市、默倫和楓丹白露地區(qū)；剩余的一百名則在高中和專科學校就讀。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開設豆腐工廠

這場勤工儉學運動之所以如此受到歡迎，除了大家都將其視為一個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水平的機會，還在于學生們認為去法國意味著會成為擁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知識界先鋒。不要忘記就在1919年，中國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國青年們擯棄了舊的孔孟之道，正熱烈地期待著新的思想和價值觀的到來。于是，這些半工半讀的留法學生的突出特征就是帶著堅定的改變祖國命運的信念，以激進的方式參與政治。

但他們遠大的理想在一戰(zhàn)后法國的殘酷現(xiàn)實面前受到了挫折：工廠大量倒閉，工資普遍微薄，失業(yè)人口劇增。不少留法學生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為繼，而相關部門的補助極其有限，時有時無。因此，學生們于1921年2月28日發(fā)起了“爭取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的“二八運動”，向中華民國駐法公使館請愿，促使駐法公使陳箓答應撥款，向勤工儉學學生支付維持生活的最低費用。

由于中國學生無法在法國工廠里繼續(xù)工作，今“半工半讀”中的“半工”已經不存，作為勤工儉學運動發(fā)起人，李石曾認為有責任要把另一半“半讀”繼續(xù)下去，因此他萌生了要在法國建立一所中國大學的想法。經過多輪協(xié)商后，中法大學協(xié)會于1921年夏正式宣布成立，負責管理位于里昂的中法大學的運作。

中法大學由中方負責籌集部分資金，法方負責建造學校的樓房，為學生提供食宿，以及提供專業(yè)的教育。時任里昂市長的愛德華·赫里歐還協(xié)調法國國防部，讓其同意撥出里昂附近的一處要塞——圣伊雷內堡及其附屬領地作為中法學校的校址。但隨即公布的章程中卻明文規(guī)定學校只接受在中國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雖然李師曾、陳箓等人希望在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都能到里昂讀書，但法方態(tài)度強硬地表示拒絕。法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這群來自中國的青年人，他們已經在法國各地進行集會、結社、罷工，發(fā)起請愿活動，擔憂如果將他們聚集在一起，勢將成為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因此，在章程中點明中法大學的學生須在中國招收，意圖將這些在法留學生排除在外。

由此，以中法學校的校方和學生為主的矛盾不斷激化，幾乎到了一觸即發(fā)的時刻。1921年6月6日，300名勤工儉學學生聯(lián)名上書蔡元培和陳箓，希望就入學問題給出官方答復，但沒有得到任何結果。8月20日，駐法公使館發(fā)出布告，宣布取消勤工儉學學生的最低補助，推翻了“二八運動”的斗爭成果。9月5日，學生們在勒克魯佐軍工廠工作的中國工人們發(fā)表演說，控訴中國校方違背了勤工儉學運動的初衷，表面上標榜是平民教育，事實上卻是貴族教育的衛(wèi)道者。

里昂中法大學校門 圖自里昂圖書館網站

面對經濟封鎖，又聽說中法大學校長吳稚暉即將帶領第一批從中國選拔出來的學生到達里昂，在法國勤工儉學學生于是決定行動起來。由中國駐法使館資助路費，勤工儉學學生組成百余人的代表團從各地于9月21日到達里昂，并要求住在圣依雷內堡里，等待校長的到來。中法學校的法方校長莫里斯·古恒以防止動亂為名，要求學生交出護照交給警察局，學生抗爭不成只好照辦，最后得以進入學校。

在這種緊張局勢下，中法兩方的大學領導層的態(tài)度卻大相徑庭：中方的校方代表褚民誼態(tài)度曖昧，對學生的要求不置可否；隨后趕到的吳稚暉則堅決拒收這些學生；法方代表古恒認為這些學生進入學校的方式逾越了法律界限，堅決要求警察進行干預。

22日下午，里昂警察局派出200名警察，將前一天住在中法大學校內的學生悉數“押送”到附近的蒙呂克炮臺的兵營中進行“監(jiān)管”。駐守巴黎的部分學生聽聞這一消息，立刻要陳箓同法國政府交涉，釋放學生。陳箓派出副領事李駿以使館名義前往里昂處理這一事件。在李俊的調解下，吳稚暉會見了部分學生代表，最終決定以接收20位左右的勤工儉學學生緩和事態(tài)，但這與學生提出“應收盡收”的要求差距太遠。談判陷入僵局。

10月10日，被囚于兵營的學生為紀念辛亥革命，還舉行了絕食抗議，希冀能使各方念其苦衷，稍加感動，促成入學。但是被驅逐的命運還是降臨到了被關在蒙呂克兵營的104名勤工儉學學生的身上，10月13日，他們被警察送到里昂的布爾圖火車站，然后在馬賽登上了保羅·勒卡號離開法國。

縱觀整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仿佛一場三方的“車輪戰(zhàn)”——法國政府vs中國官方，中國官方vs中國學生，中國學生vs法國政府。似乎沒有一方是絕對的贏家：法國政府沒有得到一群資金有保障、且日后能在中國社會中發(fā)揮“親法”作用的留學生群體；中國官方主導的運動最終成果——中法大學也失去了其初衷意義；絕大多數留法學生在朝不保夕中度過了三年，最后卻無功而返。

不過，這場運動也許沒有結出甜蜜的果實，卻埋下了革命的火種：在這批留法學生中，陳毅、李立三、蔡和森被遣送回國，繼續(xù)在國內投身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與中國的革命事業(yè)；周恩來、鄧小平、李維漢、趙世炎等人則繼續(xù)留在了法國，于1922年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創(chuàng)辦《赤光》雜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組織繼續(xù)在歐洲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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