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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瑟夫·奈，編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胡可怡】

國際關系理論影響下的心理地圖

國際關系理論有許多范式，但影響力最大的兩種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F實主義者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視角理解世界，而自由主義者則看到了實現洛克式社會契約的可能性。簡言之，不同理論模型對應著不同的心理地圖，以指導美國回應中國崛起。

幾個世紀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系運行的標準模式，是大多數決策者共同認同的心理地圖。但是，即使是對那些接受現實主義指導的人而言，“選擇困難”仍然存在，因為現實主義存在諸多變體——其中一些變體大肆渲染崛起國的威脅；而另一些則對崛起國的影響過于不以為然。正如珍妮絲·斯坦（Janice Stein）所言，我們應該同情那些將“霸權轉移論”奉為應對中國崛起之圭臬與良方的決策者。

約瑟夫·奈在《國際事務》最新文章截圖

歷史隱喻與類比

理論表述上的差異往往可以被簡化為“歷史的教訓”。但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總是驚人相似，但不會簡單重復。”歷史確實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導，但訴諸歷史類比需要慎之又慎。“歷史教訓”在很多時候常被過度簡化和濫用，就好似未來一定會與過去相同一般。

在今天美國關于“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大討論中，對歷史隱喻與類比的運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種類比最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zhàn)與1914年“夢游者”。

1.修昔底德陷阱

許多人注意到，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性影響與修昔底德對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處。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的根本原因。以此類推，中國崛起及其引發(fā)的美國的恐懼很可能在當今引起大戰(zhàn)的爆發(fā)，但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與雅典的本質差別。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試圖量化1500年以來的霸權轉移案例，但他對案例的界定標準模糊不清，其統計數據和研究方法亦受到了諸多質疑。

此外，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個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例，簡單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英國應對崛起的德國）并不能完全解釋這場大戰(zhàn)的起源。除了德國崛起之外，一戰(zhàn)爆發(fā)還源于德國對俄國崛起的恐懼，以及衰落的奧匈帝國對聲勢日大的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恐懼等等。就連最經典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案例也并不像修昔底德本人概括得那么簡單，根據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考證，這場戰(zhàn)爭不是由超越個人層面的結構性力量引起的，而是源自雅典的政策失誤使斯巴達人產生了“值得一戰(zhàn)”的想法。將歷史與現實聯系考察，會忽略兩者之間的重要差異。

美國決策者或許無法遏制中國實力的擴張，但卻可以影響中國在華盛頓造成的恐懼程度。夸大威脅可以調動國內支持，但如果因過度夸大而導致誤判，那才將是修昔底德的終極陷阱。將歷史隱喻作為一般性預防或許是有益的，但若是過于篤信歷史的必然性，則會招致危險。

此外，與霸權轉移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可稱為“金德爾伯格陷阱”。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所經歷的災難是因美國在取代英國成為頭號強國之后卻沒有繼承英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責任所致，結果導致了全球體系的崩潰、經濟蕭條、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zhàn)。反觀今天，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會幫助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嗎？

迄今為止，中國在這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中國政府的表態(tài)常常表現出提供公共產品的熱情與決心，但就像其他大國一樣，中國也試圖促使多邊制度朝更有利于本國利益的方向發(fā)展。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產品，并尋求使國際規(guī)則朝己傾斜。中國既不是純粹的修正主義國家，也不是純粹的現狀國家，其行為同時體現了修昔底德與金德爾伯格兩種版本的“霸權轉移”結構性困境。競爭是合時宜的，但只關注競爭的隱喻將會使決策者忽略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古希臘與兩次大戰(zhàn)的歷史類比可以為決策者提供警示，但是絕對沒有提供政策答案之本身。

2.新冷戰(zhàn)

事實證明，冷戰(zhàn)隱喻對于尋求動員國內政治支持的政治領導人而言是有用的，一些分析家用該比喻形容一場曠日持久的對抗。華盛頓的一些人開始暢談與中國“脫鉤”；但要是認為美國能夠在不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前提下與中國完全脫鉤，那就大錯特錯。在真正的冷戰(zhàn)中，蘇聯對美國而言是直接的軍事和意識形態(tài)威脅，但美蘇幾乎沒有經濟或社會上的相互依賴，因此“遏制”是一個可行的政策目標。然而在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如此深、人員交流如此廣的今天，中國不可能像經濟疲弱的蘇聯那樣被遏制。

作者約瑟夫·奈是著名國際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

在與蘇聯的關系中，美國卷入的是一個標準的二維棋局，美蘇在軍事領域高度相互依賴，但在經濟或跨國人員流動方面卻交流甚少。在與中國的關系中，美國卷入的是一個三維棋局，且每個維度的權力分布存在差別。在軍事層面，世界仍然是單極的，美國是唯一的全球大國；但在經濟層面，權力的分配是多極的，美國、中國、歐洲和日本都是主要參與者；而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國網絡層面（如氣候變化和全球性傳染?。?，權力的分配是混亂的，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應對與掌控。

當聚焦于經濟層面時，美國決策者必須謹記，雖然對稱的相互依賴可以抑制沖突，但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將成為權力的來源。決策者必須在傳統的軍事棋盤上仔細謀劃每一步走法。然而，如果忽視了經濟或跨國網絡棋盤上的權力關系，以及不同維度棋盤之間的縱向互動，美國必將承受代價。如果你在三維棋局中只下二維的棋，你勢必會輸。一個好的應對中國的戰(zhàn)略必須包含相互依賴的所有三個維度，而美蘇冷戰(zhàn)的隱喻則過于局限于傳統的二維模式。

應對中國的挑戰(zhàn)需要美國制定更復雜的戰(zhàn)略，利用硬實力和軟實力資源，捍衛(wèi)一個有利西方的、基于規(guī)則的體系。一些悲觀主義者看著中國的人口規(guī)模和經濟增長率，認為上述目標不可能實現。但如果將美國的盟友視為資產，西方民主國家——美國、歐洲、日本——的財富總和將在本世紀內遠超中國。然而，盟國對中國的看法并非都與美國完全一致。關于新冷戰(zhàn)的言論在維護聯盟體系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戰(zhàn)的隱喻或許對爭取國內政治支持有用，但作為一種海外戰(zhàn)略卻會產生反作用。